“双唇薄薄涂上一层，就能掀起一波‘回忆杀’，想想都令人开心和向往。”据报道，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日前正式开售，受到消费者的追捧。这款售价78元两支的润唇膏在开售后不到2分钟，就被“秒光”下架。“守得住经典，当得了网红”，不少网友这样评论道。 　　因生产大白兔奶糖闻名的老字号企业，推出大白兔奶糖味唇膏，跨界跨得显然不小。实际上，近年来玩跨界的老字号企业远不只大白兔一家。比如，之前泸州老窖推出香水、周黑鸭与御泥坊联名推出辣味唇膏、六神和RIO推出花露水味鸡尾酒等，这些别出心裁的创意，引发人们广泛关注。 　　老字号虽然成名已久，但也不能固步自封、一成不变。无论是大白兔推出唇膏，还是泸州老窖生产香水，都是老字号企业主动拥抱时代、追赶潮流、与时俱进的体现，值得肯定。而且，从商业与市场的角度来看，跨界后的老字号企业，其品牌价值也一路攀升，得以走上一条品牌红利的变现之路，更有利于其持续发展。 　　老字号玩跨界之所以引发公众关注，归根结底是因为老字号产品凝聚着消费者的回忆、情怀等商品属性之外的东西。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由网络消费衍生的“情怀杀”“回忆杀”驱动国货复兴浪潮，且已渐成气候，一些老字号产品重出江湖，重新赢得了消费者青睐，老字号企业有了谋求跨界创新以扩大利润空间的动力。但是，也要看到，消费者的回忆、情怀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老字号跨界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。消费者对老字号产品的固有印象，或者说心理期待，是“物美价廉”。进入自己不熟悉的行业领域，如何把控生产成本，维持“价廉”，同时保证产品质量，保证“物美”，对任何一家跨界老字号企业来说都是考验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老字号品牌贬值。 　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些老字号的所谓跨界，并非把人力和资源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当中，而是与其他企业开展跨界合作，更像是提供品牌授权和销售渠道，这种模式的风险会更大。从实践看，老品牌之所以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合理价位。因此，老字号跨界发展值得赞许，但保证产品质量，不断满足消费者物美价廉的心理期待，才是根本之道。（苑广阔）

      改革开放40年来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，收入来源明显多元化，分配差距持续缩小，消费质量明显改善，食品支出比重持续下降，居住面积提高明显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居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，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，消费结构继续改善，生活质量继续提高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  　　一、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阔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   　　40年来，我国居民收入节节攀升，消费水平大幅提高。2017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，扣除价格因素，比1978年实际增长22.8倍，年均实际增长8.5%。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，扣除价格因素，比1978年实际增长18.0倍，年均实际增长7.8%。40年间，我国居民用31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跨万元大关，用5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跨2万元大关，目前正向人均收入3万元大关迈进。   　　（一）1978-1991年：人民生活稳步解决温饱。 　　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，以及城市地区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的出台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1991年的1701元，年均实际增长6.0%；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11元增长到1991年的1454元，年均实际增长5.5%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1年的709元，年均实际增长9.3%；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1991年的620元，年均实际增长7.5%。   　　（二）1992-2000年：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。 　　1992年，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，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、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。在这一时期，各地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，城镇就业岗位明显增加，城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2027元增长到2000年的6256元，年均实际增长6.7%；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1672元增长到2000年的5027元，年均实际增长6.0%。 　　与此同时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，为商品流通特别是农副产品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为农民增收带来实惠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784元增长到2000年的2282元，年均实际增长4.9%；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659元增长到2000年的1714元，年均实际增长4.5%。   　　（三）2001-2017年：人民生活迈向全面小康。 　　进入新世纪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，各级政府切实落实各项增收措施，企业利润分配更多向居民倾斜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不断深化，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的6824元增长到2017年的36396元，年均实际增长8.5%；人均消费支出从2001年的5350元增长到2017年的24445元，年均实际增长7.4%。同期，国家先后出台了减免农业税、实行粮食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使农民的钱袋子更加殷实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的2407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32元，年均实际增长8.0%；人均消费支出从2001年的1803元增长到2017年的10955元，年均实际增长8.6%。 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，把提高人民福祉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，促进重点群体收入增长措施持续发力，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等各类政策深入推进，各地扶贫综合投入力度不断加大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持续落地生根，对居民收入的增加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一时期，居民收入稳步增长，城乡居民生活向全面小康社会更加扎实地迈进。   　　二、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，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  　　40年来，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下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，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构成从单一占比较高走向多元共同增长，城乡、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，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。   　　（一）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占比逐步回升。 　　在宏观收入核算中，参与收入分配的主体由企业、政府和居民三大部门组成，三者的比例关系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体现。2009年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58.1%，比2008年提高1.4个百分点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各地政府努力增加居民收入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，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。2015年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1.6%，比2010年提高3.8个百分点。   　　（二）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。 　　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下降，经营、财产收入比重提高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绝对主体，但随着市场主体增多、实物分配货币化以及政府转移增加，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收入比重下降。1978年，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为322元，占城镇居民收入比重为93.8%。2017年，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2201元，比1978年年均增长[1]11.5%；占比为61.0%，比1978年下降32.8个百分点，但仍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。城镇个体经济的较快发展使得城镇居民经营收入占比上升。2017年，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4065元，比1981年年均增长19.5%；占比为11.2%，比1981年提高9.9个百分点。20世纪90年代，利息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，进入21世纪后，投资渠道不断拓宽，财产性收入来源日益多元，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。2017年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3607元，比1990年年均增长22.3%；占比为9.9%，比1990年提高8.9个百分点。 　　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由单一的集体经营收入转为家庭经营、工资、转移收入并驾齐驱。改革开放初期，“以粮为纲”的经济模式使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，主要从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取收入。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，66.3%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，农户逐渐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，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。2017年，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5028元，比1978年年均增长13.5%；占比为37.4%，比1978年提高10.6个百分点。随着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以及现代农业快速发展，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，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工作，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。2017年，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498元，比1983年年均增长14.4%；占比为40.9%，比1983年提高22.3个百分点。随着各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，来自政府的各项转移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。2017年，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603元，比1983年年均增长14.7%；占比为19.4%，比1983年提高11.5个百分点。   　　（三）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。 　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明显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，极大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和政府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，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。2017年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.71，比2007年下降0.43，比2012年下降0.17。 　　地区差距不断缩小。2017年，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、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3414元、21834元、20130元和23900元。2017年，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.66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.08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.19。东部、中部、东北地区与西部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2012年缩小0.06、0.02、0.11。   　　三、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  　　40年来，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，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改善。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，城乡居民开始从基本的吃穿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倾斜。同时随着消费市场持续完善，消费环境不断优化，公共设施覆盖率提高，社会服务更加全面，城乡居民从吃穿住用的品质，到能够享受的医疗教育服务水平，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。   　　（一）食品支出比重（恩格尔系数）明显下降。 … Continue reading →

日前，微博一网友曝光河南某小学营养餐仅半碗面条，与墙上规定菜单严重不符。孩子是国家的未来，学校供应的午餐则是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之一。许多营养专家认为，好吃美味的午餐能给孩子带来快乐，快乐是健康的基础，因此，营养午餐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意义重大。那么，各国提供的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在世界范围内来讲，日本和美国已经拥有较为完整的营养餐体系和规则，拥有成熟的措施和悠久的历史。而印度和澳大利亚也在“让孩子们都能吃上免费午餐”和“让孩子们吃得更健康”这两方面努力着。   　　日本 　　“食育”一词在日本流行   　　19世纪始于僧人善举 千禧年普及率已超九成   　　日本学校的营养午餐始于19世纪。1889年，由于家境清贫，在山形县一所小学就读的孩子们每天中午都饿肚子，当地僧人协商后决定为孩子们提供午餐。午餐很简单，由饭团、烤鱼和咸菜组成，到了中午，僧人就去学校发放午餐，让孩子们填饱肚子。至今，这所小学还立有“首次供应午餐学校”的石碑，以纪念僧人们的善举。   　　1923年，日本政府着重向营养不良的学生提供午餐。1946年，文部省发布通告，强调要从增强学生的体质和进行营养教育的角度出发，为全体学生提供营养餐；有关部门联合发布《普及奖励学校实施供餐》的通知，倡导社会各界支持学校营养午餐的实施。1947年，学生营养午餐的实施率为23%，1950年，实施率增长到69%。   　　1954年，日本颁布《学校营养午餐法》，从法律的角度对学生营养午餐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从那以后，学生营养午餐得到了快速发展，供餐作为教育的一环，不仅让孩子深刻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，也以此培养良好的餐桌礼仪。   　　1998年，日本营养午餐在中小学普及率达到92.8%，饥饿问题不再存在，但营养过剩的比例却在增加，学生的饮食习惯也出现了新问题。为此，文部省对实施营养午餐的目的进行了调整，强调以饮食为中心，对学生进行营养教育，指导学生正视自己的健康。 　　学校配有专门的营养师 提前一个月发放食谱   　　日本《学校给食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学生营养需要有专门教职员负责，必须具有营养教师资格证，并具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。”文部省也曾规定，学生人数超过600人的学校，必须配备专职营养师；不足600人的学校，可以两校或多校合用一位。   　　营养师分为普通营养师与管理营养师，由各都道府县聘用，属于公务员。普通营养师在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就能获得资格，而管理营养师还需要参加文部省的考试。他们负责学校午餐食谱的调制和实施，兼顾营养平衡和各地区饮食习惯，并对学生进行营养教育与营养指导。   　　学校营养师会提前一个月发放食谱，让孩子交给家长，以便家中的食谱与学校的食谱不发生冲突。学校规定，食谱一个月内不能重复，且每一餐的营养成分、食材来源与产地等都需要标明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口味，有些学校还制定了两套营养午餐食谱，并添加了地方特产，比如福岛盛产鳕鱼籽，学校午餐中就有腌鳕鱼籽；北海道盛产三文鱼，午餐中就有熏三文鱼。   　　由于食谱考虑了营养平衡的因素，所以学生不能挑食，如果某位学生有挑食的问题，会得到营养师的“特别关注”：营养师不仅对其进行重点指导，并要求其尽可能地吃完营养午餐，改变挑食的毛病。   　　最早推广食育理念的国家   　　日本是全世界最早推广食育理念的国家。明治维新时期，日本著名医生石冢左玄出版了《通俗养生法》，他指出：“今日有学童之人应认识到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全在于食育。”1903年，作家寸井玄斋发表了《食育论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小儿有德育、智育、体育，而食育在其前，体育和德育之根本也在于食育。”因此，石冢左玄和寸井玄斋被认为是日本食育的提倡者。   　　2002年，日本自民党在其政府调查会中设立了食育调查会。2003年，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演说中提到了“食育”一词，该词立刻在日本流行。2005年，日本制定并实施《食育基本法》，其中强调：“对于培育孩子的丰富人性、掌握生存能力来说，最重要的是‘食’，‘食育’应被置于首位。”该法还指出：“食育不单是烹饪技术，而是关于对食的认识、营养学、传统食文化以及成为食品之前的初级产品、加工产品的综合性教育。”   　　由此可见，在日本人的看法中，食育与饮食观念、膳食营养知识、饮食卫生安全和饮食文化等关于营养学、人生观的教育联系在一起，不仅是单纯的餐桌礼仪和食品营养搭配，还会加强孩子对环境的爱护之心，从而减少对事物以及资源的浪费。在日本，食育分为两个环节，一是在校吃午餐，一是参与劳作。   　　许多日本班主任都认为：“食物安全是第一位，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也很重要，当值日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团队协作。”然而，当值日生也不容易，在动画片《樱桃小丸子》里，小丸子就曾抱怨过：“值日生好辛苦！我要多吃一碗饭！”   　　美国 　　参与供餐的学校多于10万所 　　“学校供餐”最早源于慈善组织   … Continue reading →

日前,国际糖业组织（ISO ）大幅下调2018/19年度全球糖市供应过剩预估，削减巴西、印度、巴基斯坦和欧盟的产量预估。 国际糖业组织在季度报告中预计，2018/19年度（10月至次年明）全球糖市过剩217万吨，低于8月预估的675万吨。同时，ISO将2017/18年度糖供应过剩从860万吨下调至728万吨。 ISO称，两年度累计全球过剩预幅下修589.2吨，并指出全球产量料不再扩张。据了解， 2018/19年度全球产量料为1.8049亿吨，低于此前预估的1.8522亿吨和上一年度的1.827亿吨。巴西、印度、欧盟和巴基斯坦产量预估已被分别下调220万吨、200万吨、75万吨和40万吨。ISO表示，如此大规模的下调幅度，不能被其他产糖国较小规模的增长所抵消。2019/20年度糖市将面临200万吨的小幅供应缺口，糖市供应过剩阶段将终结。 该机构称，“2018/19年度全球供应过剩预估没有那么高，加之几个主要生产国产量出现意料之外的下滑，将导致供应短缺阶段提前到来。”